易丽君:波兰的民族命运在文学中反映出来

原标题:易丽君:波兰的民族命运在文学中反映出来

“咱们英语文学、俄国文学有人看,法国文学有人看,德国文学差点,多少还有人看。小语种文学看的人就非常少了。”“真正搞文学翻译,你得坐冷板凳,万事不管,上完课回家我就坐在这儿翻译……现在也没人干了,干出来也没人看,挺泄气的。”

谈到小语种文学的译介和接受现状,85岁的波兰文学翻译家、学者易丽君先生快人快语。她留一头干练的短发,在深秋天气里穿着薄羽绒和麻灰针织马甲,在位于北外校园里的家中,热情招呼到访的客人们。

在文学方面,波兰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度。仅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,已有五位波兰作家、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其中包括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克·显克维奇,创造了波兰民族史诗《农夫们》的弗拉迪斯拉夫·莱蒙特,被众多当代中国诗人引为同道的切斯瓦夫·米沃什,享有“诗界莫扎特”之称、风趣迷人的维斯瓦娃·辛波斯卡,以及今年增添的一位——以百科全书式的想象力和清澈的散文风格风靡读者的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。

易丽君先生是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的译者,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之一。上世纪50年代,她和先生袁汉鎔共同被公派至波兰留学,他们在美丽的华沙大学校园里相恋相伴,回国后,更是“组队”干起了文学翻译的行当。他们一个负责文本语义,一个负责修饰润色,如此,协作译介了波兰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品,包括亚当·密茨凯维奇的《先人祭》《塔杜施先生》,显克维奇的《火与剑》《洪流》,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的《费尔迪杜凯》,切·米沃什的《被禁锢的头脑》,赫贝特的《戴马嚼子的静物画》等等,其中的一些在出版时即引起巨大反响。

因其在波兰语教学和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内做出的巨大贡献,易丽君先生于1984年和1997年两度获颁波兰人民共和国、波兰共和国文化功勋奖章。2018年,她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。

如今,早已退休的她隐居在工作了一生的校园,独自照顾卧病的老伴。独生女儿定居国外,偶尔回来探望。书架上显眼的位置摆着外孙女的博士毕业照,易丽君先生骄傲地指给我们看。

她给人的印象真是爱憎分明、心直口快。提到中国读者中读过托卡尔丘克的为数寥寥,她说,“人们不知道忙什么,现在没人看书。”对那些波兰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,她也有赞有弹,绝非一味褒扬。比如她喜欢富于哲学意味的米沃什,对另一位红遍中国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却颇有微词,认为她主要是在“玩儿诗”。

她也谈及波兰人的傲骨。哪怕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在波兰人眼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一切与波兰的历史有关,与它的独特的民族性有关。“我觉得波兰文学是非常好的文学。整个波兰的民族命运都能在波兰文学里反映出来,比俄国文学还深刻。”易丽君说。

【访 谈】

南都:1954年公派留学的时候,您可以选择去哪个国家吗?

易丽君:不能,都是国家派。国家派到哪儿就到哪儿。我记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,快期末考试了,突然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参加考试,上北京,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我们一共是5个人,我们问考完试再去行吗,说不用考试了。到了北京才告诉我们要去留学。三个月政治学习。那会儿有一大批人去留苏,大概2000多人,到东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共100多人,波兰就17个。这都是国家分配的。我们100多人在一块儿念名单,谁谁谁到波兰,谁谁谁到捷克,谁谁谁到保加利亚……念到哪儿就是哪儿。

17个人去波兰,一个字也不认识,波兰语完全不懂,从零学起。我在国内是武汉大学学中文的,第一外语是俄语。在波兰,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用俄语,老师用俄语教我们波兰文,一个字一个字地教,学了一年波兰语,完了就去上华沙大学。上大学就和波兰人一起,我上波兰语言文学系,从一年级读起,读到五年级毕业。所以那时候在波兰一共待了六年。

南都:在华沙大学您学习的是什么专业?当时的学习条件艰苦吗?

易丽君:在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,我跟波兰人一样,学波兰文学,也学欧洲文学,从古代文学学起,从荷马史诗学起。

挺艰苦的。学习挺累,每天晚上得学到两点。念书啊。特别是后来上了波兰语言文学系,一开学就发一个书单,91本书,让你这学期一本本念下去。考试就按照这个书单考试。老师说了,我这个课你们可以不来上,但书单上的必须读完。

我们上波兰语言文学系的一共5个人,两个女的三个男的。后来毕业以后,两个上外交部,两个上社会科学院,我到了北外。我最开始也不是到北外,而是到了电台,当时叫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波兰语专业。但是并没有波兰语专业,结果我被分到俄语组当了两年记者。我觉得太没意思了,我学波兰文的,干嘛在这儿?后来留学生专业调整,因为当时留学生分配工作不合理的挺多,所有学非所用的重新都要登记。我觉得我应该离开广播电台,就到北外来教波兰语了。那是1962年。我1960年毕业,1962年到北外。到北外我就没动过了。一辈子教授波兰语、研究波兰文学。

南都:您刚回国内的时候,国内的波兰语人才是不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?

易丽君:还不是完全空白。因为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,国内办了一个波兰语班。我1953年上武汉大学,1954年去波兰。同时,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东欧语系,现在叫欧洲语言文化学院,在东欧语系开了波兰语专业,请了3个波兰专家教15个人,挺不错。虽然语言环境比波兰差一些,但3个专家带15个人,练口语的时间很多。后来我们的教研室组长就是这儿毕业的。

翻译事业的发轫

南都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翻译的呢?

易丽君:我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是1968年,翻亚当·密茨凯维奇的《先人祭》。《先人祭》的主题是波兰的爱国人士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,爱国志士被投进监狱。1968年在波兰演这个戏,引起了波兰的震动。这个事儿也被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,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开会说,怎么一本书能够引起波兰社会的波动呢?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?能不能翻译出来看看?

于是就找人翻。老一辈的专家们不懂波兰语,从英文翻也不太合适,就问,有没有懂波兰语的?当时跟我住在一个单元的朋友,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,他说,我知道有个人懂波兰语,他说的就是我。那会儿我已经到北外来教书了。经过他推荐,我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。

南都:这本书是您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翻译的吗?

易丽君:我们两个,我和我老头袁汉鎔。我的所有译本都是两个人一起翻译的。我翻译完了他看,他的汉语好,在语言上我给加工润色。我老头是华沙大学物理系毕业的,我们是一块儿出国,一块儿念书,他在物理系,我在文学系。我们那会儿的宿舍就是一个大花园里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,特别漂亮。我住在前面一个房子,他住在后面一个房子。

南都:《先人祭》出版后获得什么反响?

易丽君:《先人祭》翻译完了以后就因为历史原因搁置了。真正出版是在1976年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。当时出来的时候,反响特别好。这本书写得好、译得好、出得好,这是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的。

南都:从《先人祭》之后,您就慢慢投入到文学翻译当中了吗?

易丽君:《先人祭》出来以后我就觉得,反应挺好,挺有意思。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怎么做波兰语翻译。《先人祭》的编辑后来和我成了好朋友,因为编辑我的书,他年年找我要稿子,我年年给他翻。上世纪80年代起,我在《世界文学》上发了很多翻译的短篇。做文学翻译都是出版社找我,不是我找他们。后来人家找到我译显克维奇的三部曲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。

托卡尔丘克属于“虚幻现实主义”

南都:您译的托卡尔丘克的第一本书是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,这个也是应出版社的邀请吗?

易丽君:这个比较复杂。台湾的大块出版社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买到了这本书的版权。买书的时候,卖版权给他的波兰人告诉他,你要找译者的话,就找易丽君。波兰人知道我呀,因为我在波兰念书的,也在波兰有很多朋友。结果大块出版社的人找到我,给他们翻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,这本书出版后接着又出第二本《收集梦的剪贴簿》。台湾繁体字版出版了以后,大陆也随即出版了。

南都:您最初读到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什么印象?

易丽君: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这本书我一看,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文学。它比较虚幻,它的现实也是一种虚幻的现实。它不是魔幻现实主义,它是虚幻现实主义。这是一个文学史上没有的词儿。托卡尔丘克的时间概念是很虚的,小说里头的人物也是很虚的。这些人跟咱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太一样。里头有个老太太,她就跟希腊神话里那个珀耳塞福涅一样,珀耳塞福涅半年在地上,半年在地下。这个老太太半年在睡觉,半年在活着,活着的时候她就讲故事。我的译序题目就是《一首具体而虚幻的存在交响诗》。托卡尔丘克的特点就是虚幻。但是你要是好好地念的话,小说确实很丰富,很出彩。神话、传奇、史诗、故事,她都融合到一个文本里了。

南都:在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里,有哪些是独属于波兰本地的传说和神话?

易丽君:不完全是波兰本土的神话传说,它包括整个欧洲的东西。半年在地上、半年在地下的老太太,那是来自希腊神话。有一个长胡子的圣女,也不是来自波兰传统,而是来自欧洲文学传统。整个故事讲的都是波兰的事儿,是波兰的日常生活,但时间的概念来自欧洲文化。里面除了人的时间以外,还有房屋的时间、果园的时间、椴树的时间、游戏的时间,她把物也人格化了。但是这也不是波兰独有的。我在《世界文学》工作的朋友,他是搞捷克语的。他说,这些东西捷克文学里面也有。它是从整个欧洲文学传统里生长出来的。

南都: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在波兰选入了中学课本,为什么这么受到大众喜爱?

易丽君:我觉得是因为它很新。它的写作手法很新。波兰文学是这么分的,古代文学、文艺复兴的文学、启蒙时期的文学,然后是浪漫主义文学,波兰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很有名,密茨凯维奇、斯沃瓦茨基和卡拉辛斯基是浪漫主义的三个大师。他们之后就是现实主义文学,包括亨利克·显克维支、弗拉迪斯拉夫·莱蒙特这些人。但是这些人的写法都是非常传统的写法。浪漫主义的文学和俄国的普希金也差不多,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也差不多。可是托卡尔丘克的写法,把现实虚幻化的写法,在欧洲前所未有。要么就是魔幻现实主义,那是另外一个概念。

南都:而且她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,把很宏大的历史事实用很轻巧的手段表现出来。她受到了哪些文学传统的影响呢?

易丽君:她不是文学系出身的,完全是自学成才。她读书多,要说影响,哪儿的影响都有。她说,我成天就是读书多,没别的。阅读范围广,念的东西杂,很难说她是哪个派别。她自己都说不清楚。

南都:在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这部小说里,托卡尔丘克使用到一些在网络上找到的当代人对梦的叙述。她的写作方式给人很大的启发,她会从各个地方搜集素材。

易丽君:她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。这个小说的题目从波兰语直译是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,但台湾的版本把题目改成《收集梦的剪贴簿》。因为这本书本来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梦。白天的房子是现实生活,夜晚的房子是虚幻、幻想。而台湾的译本把白天的房子不要了,干脆就光讲梦。实际上梦只是它的一半,这样改并不是很贴切。我跟他们说了,这样改不是很贴切。白天的房子是现实,夜晚的房子才是梦。但是编辑想点题,确实梦在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南都:托卡尔丘克的波兰语小说语言有什么特点?

易丽君:她的语言很流畅的。你看我翻的也是大白话,很平直、很流畅、很清新的语言。我翻译的时候尽量保持她的语言风格。她没有那种长句子,也没有那种咬文嚼字。她这个人也是平易近人,说话都是大白话。她本人也很洒脱,很平直,很好接触,一点都不摆架子。

南都:她自己关于文学说过一句话,她说“文学创作首先是要睿智”,您觉得创作上的睿智应该怎么理解?

易丽君:比方说托卡尔丘克也讲战争,也讲历史,但她讲的东西跟通常所讲的不太一样。从另一种视角去看那个问题,她可能看得深刻一点,也可能比人家看得浅薄一点,难说。深者读其深,浅者读其浅。

南都:您写过一部专著《波兰战后文学史》,托卡尔丘克属于波兰战后文学的哪一个阶段?

易丽君:当代派。波兰刚解放的时候,恢复时期的文学是现实主义。后来就分化了,各种主义都出来了。波兰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家,思想界比较活跃。波兰文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,描写战争的破坏、波兰人民在斗争中的反抗、波兰人民英雄的故事。跟我们抗战以后的文学差不多。后来就越来越跟我们不一样了。它的文学反映现实,开始暴露波兰社会的阴暗面。这之后,各种现代文学流派都有了,包括魔幻现实主义、科幻文学……1956年左右登上文坛的这一批人叫“当代派”,在当代派里也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家,另外的一些,有的是唯美主义,有的是暴露文学,但是已经没有唱赞歌的文学了。波兰文学里头没有唱赞歌的,它跟捷克文学不一样。

到了托卡尔丘克这一代,她听来的故事也是她奶奶讲给她的。好多事情不是她亲身经历的。比起前几代作家,托卡尔丘克看待历史和世界的视角更加轻松。以前是“披着丧纱的灵魂”,而她的这个灵魂是纯洁的。咱们有一种民族精神与波兰是相通的,就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但现在我们国家玩儿文学的人太多了,包括莫言好像都在玩儿文学。莫言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。我觉得,莫言跟托卡尔丘克差得不是一个数量级。

波兰人认为国际文学大奖颁给波兰人理所当然

南都:现在国内整体的波兰文学的译介情况怎么样?

易丽君:没有人翻译。我培养得最好的学生、最有资格搞翻译的学生赵刚,现在是当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院长,他是最有才能的。现在这种东西他根本都不翻译。我们北外是学语言的,语言、经济、政治,没有文学。

现在我知道,天津有教波兰语的,四川成都有教波兰语的,肇庆、广外也有教波兰语的。教波兰语的很多,但教波兰文学的没有。那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。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只能教波兰语言,不会教文学。我当时教他们的时候,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我写过专著,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,反正对他们没有影响。我写过两本,一本《波兰文学》,一本《波兰战后文学史》。我觉得他们要看的话也就是蜻蜓点水,他们自己不会去研究。

南都: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搞翻译挺辛苦的。

易丽君:真正搞文学翻译,你得坐冷板凳,万事不管,上完课回家我就坐在这儿翻译。现在没有我这样的人了。翻译这一本书花一年多时间,每天晚上都干到一两点。上完课回来还得备课,备课完了搞翻译。每天睡眠大概也就四五个小时,其他时间都是干活。稿费非常低,要是为了稿费的话那基本上可以不干。人民文学出版社,我给他们翻译了一大堆,就给了一万多块钱吧。但那也是好多年前了。现在也没人干,干出来也没人看,挺泄气的。

咱们英语文学、俄国文学有人看,法国文学有人看,德国文学差点,多少还有人看。小语种看的人就非常少了。我觉得波兰文学是非常好的文学。整个波兰的民族命运都能在波兰文学里反映出来,比俄国文学还深刻。托尔斯泰没有反映整个俄罗斯的命运,他是反映穷人的生活,老百姓的命运。但波兰文学讲一个民族的命运,这个很厉害。

南都:能讲讲您跟托卡尔丘克本人的接触吗?

易丽君:2009年以后我就没跟她联系过了。2008年中国作协请她来。来了以后,也请我去了。是一个讨论会。去了以后,我就请她到我们学校来给学生作了个报告,我们校长请她吃了顿饭,之后就到我家来坐坐,聊了会儿天。2009年是我到波兰去参加一个国际波兰翻译家大会,结果也碰见她了,她也参加这个会,我俩是偶遇。那时候这两本书的汉译本《太古和其他的时间》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已经出来了,她也都有。关于她的书我们也会谈一点,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,对不对。

我们聊天说起来,发现她正好与我女儿同年。我女儿1962年生的,托卡尔丘克也是1962年生的。她说,正好,我就像你的女儿一样。一句玩笑话。

南都:到目前为止,波兰作家已经获得了5个诺贝尔文学奖,这在全世界都是很耀眼的成绩。波兰本国人对待诺奖是什么态度?

易丽君:波兰国家不大,但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国。但波兰人不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太当回事儿。我昨天在大使馆内跟他们聊天,我说,恭喜你们,得了诺贝尔奖。他们说,这算什么?他们搞一个活动,几十个人的朗读会,每人发一张卡片,一人朗读一段。

波兰也是挺好玩儿的一个民族。它是特别傲气的。波兰人认为,奖给波兰人,都是理所当然。但是得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波兰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傲骨。这种傲骨是怎么来的呢?是普鲁士、俄国和奥地利这三个强国给逼出来的。这三个国家当年把波兰瓜分了,瓜分了123年。原来的波兰可大了,包括现在的乌克兰、白俄罗斯和立陶宛。现在剩下的只是波兰的核心地区。密茨凯维奇的作品第一句话叫“立陶宛,我的祖国”。他写的时候,立陶宛还是波兰的一部分,是密茨凯维奇的故乡。所以波兰这个民族很有意思,它磨练出一种傲骨,是东欧任何国家没有的。

另外,波兰这个民族有个天然的追求,就是追求独立的存在、永恒的存在。这一点,不仅在作家的作品里流露出来,在每一个波兰人心目中都有这个观念。这是一种民族性,一种追求独立存在的民族性。

南都:您为什么没有译辛波斯卡的诗呢?

易丽君:我为什么不译?我觉得她的诗我看不懂。如果我看懂了,我就觉得她的诗太平淡。实际上是我没看懂,所以我没译过她的诗。实际上东欧这些国家的文学,我们中国读者好像都不大瞧得起,这都是小国文学。也就是米兰·昆德拉有人看。现在波兰还没有一个人能和昆德拉在中国一样有名。昆德拉之所以那么有名,是因为他对社会的洞察比较深刻。

撰文:南都记者 黄茜

编辑:刘铮返回大发5分排列5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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